其实刘衍的这套做酒的工艺就是后世北京的二锅头酒,之所以起了别的名字,倒不是为了避嫌,在原本的历史上,这酒要再过几十年才会出现,这也没什么可避讳的。
只是刘衍想到自己如果起了二锅头这个名字,那难免被其他做酒的师傅给琢磨出方法来,这大盘堡烧锅的名字中规中矩，不存在泄露工艺的问题。
刘衍从前所学,和做酒没有丝毫关系,但是也知道很多酒上的知识和典故。
二锅头的典故刘衍曾听过许多次,说是从前做酒,第一锅的所谓酒头中杂质太多,喝下去烈性太大,对人有害,而最后一锅的酒尾则是太淡,已经没有酒味了。
有京城的赵家三兄弟改进了烧酒的工艺,“掐头去尾”做出了二锅头,然后行销天下。
二锅头并不是什么顶级的名酒,但他的酿造工艺并不那么复杂,而且在这个价位上足够清冽醇厚,远胜过同等档次的烧酒,另外一点,他是用高粱酿造的,高粱的价钱比米麦豆不知道要便宜多少,成本已经低了很多。
只需要“掐头去尾”,烧酒的质量能提升百倍,这效果类似于点石成金,这样的变化特别具有戏剧性,所以更能让人记牢。
刘衍记得很清楚,在北方,二锅头的确是很大众的白酒,而且大家喝它并不是单纯的因为便宜,是因为二锅头的味道的确不错。
尽管对历史进程的记忆比较模糊,但赵家三兄弟改进工艺制造二锅头的时间,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上是满清康熙年间,和现在相隔几十年,刘衍这个还是能够确定,唯一不能确认的就是这个时代到底有没有出现这种酿酒的方法。
这个时代的信息流传太慢,王家庄内发生的大事,没人传信,相邻的百户所十天后能有耳闻就不错,刘衍一直担心二锅头的工艺早就出现,只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,一个屯堡的甲长跟酒坊酿酒扯不上一点关系,不知道也是正常。
但这个工艺总值得赌一赌,一石高粱官价二百文多一点,要是跟王靖合作的话，价钱应该比这个要低得多，但一斤好酒几十文总能卖得上,酒坊的这些数据刘衍一直在关注,按照这种“掐头去尾”的酿造法子,一百斤高粱能出五十多斤酒,一石官制一百二十斤,能出差不多接近七十斤酒的样子,也就是说,十倍的利润很轻松就可以拿到,更多也不是不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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